【摘要】：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旅游城镇化的相关概念，对处于旅游城镇化背景下郎德上寨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将郎德模式即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作为管理和分配机制、以民族文化旅游为具体手段的文化保护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评价以及问卷调查验证。郎德模式是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良好互动的必然结果，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郎德上寨简介

　　郎德上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下属的一个苗族村寨，现有138户，598人。自元末明初建寨以来，已有500多年历史。因清咸丰、同治年间杨大陆(苗名腊略，陈姓)率苗民起义而声名远播。至今仍保留着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苗族古建筑群、较少受外界影响的苗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宁静的山乡氛围。

　　该寨1986年被贵州省文化厅立为民族村寨保护重点，1987年以“上郎德民族村寨博物馆”的名义发展旅游。23年来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游客已逾百万。2008年曾一度因奥运圣火传递声名远播。先后获得“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百座特色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号，目前是贵州著名的苗族文化旅游目的地。郎德上寨的民族文化旅游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成为村域经济的支柱，经历了起步期(1987～1995)、平稳期(1996～1999)、爆发期(2000～2008)三个阶段，发展理念和运营管理已相对成熟，没有延续其它苗寨单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

　　贵州郎德上寨村落

　　郎德模式——旅游城镇化背景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

　　双重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郎德上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主要通过文物保护和“社区主导、全民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两大途径进行。在实现村寨文化保护、继承和村寨、旅游发展并行不悖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由来

　　郎德上寨的文物保护工作始于1984年，时任贵州省文物处处长的吴正光在考察中了解该寨曾为清末苗族起义领袖杨大陆抗清18年的根据地后，提出对郎德上寨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重点保护并筹划旅游发展事宜。1985年郎德上寨作为黔东南民族风情旅游点率先对外开放，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第一座露天苗族风情博物馆，1997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期间《郎德》、《郎德苗寨博物馆》、《郎德上寨的苗文化》、《“郎德现象”的启示》等宣传保护郎德的著述相继问世。郎德上寨的文物保护工作在各级文保部门的关心和村民自发保护的努力中顺利进行。

　　1987年，时任郎德上寨村支书的陈正涛放弃种收成本较高的烟草种植项目，领导村民正式开展旅游接待。村委会领导班子还发扬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将人民公社中实行的工分制加以改造并应用到旅游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具郎德特色，当地社区主导、全民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业。2003年旅游收入占村民家庭收入的31%，2008年高达50%以上，户均旅游收入超过1万元。

　　独具郎德特色的民族村寨旅游业

　　(二)郎德上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内容

　　1、郎德上寨古建筑群

　　作为苗族聚居的典型聚落，郎德上寨古建筑群堪称苗岭建筑的博物馆，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对静态的古建筑实体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苗族建筑文化、建房习俗和居住文化。不同于“苗山侗水”的“鱼住滩，人住湾”、“万马归槽”的人居选址偏好，依山就势、以铜鼓坪为中心的村寨布局，吊脚楼和美人靠为独特风格的建筑特色，以及选房基、选中柱、上大梁等建房习俗，均可在古建筑群中得到间接反映。随着民族旅游的深入发展，古老的民居建筑还被视为民族旅游原生态的特征景观以及地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日益受到游客青睐。由于文物保护法的法律约束，加之旅游发展需要和当地村民对村寨的热爱等因素，郎德古建筑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保护，数次顶住了雷山县和郎德镇政府扩建村寨旅游设施的压力，使古建筑和村寨风貌免遭破坏。

　　2、郎德上寨的苗族服饰

　　郎德上寨的苗族服饰多达二三十种，便装和盛装均为手工制作。服饰及其制作工艺随着20多年来的旅游发展得到了重视和强化，这不仅让苗族传统服饰成为郎德上寨苗族重要的民族表征，而且让民族服饰的制作工艺代代相传，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

　　3、民俗文化

　　除上述的苗族服饰制作工艺外，苗家十二道拦路酒、芦笙、莽筒演奏艺术，苗族歌舞艺术在旅游发展中均被作为迎接游客的重要展示内容，得到了重点保护和继承。随着郎德上寨知名度提升，有30人左右的青年男女常年被邀请到省外、国外表演传授苗族歌舞。另一方面，旅游城镇化也导致传统的苗族建筑日益减少，郎德上寨精通传统苗族建筑工艺的师傅也不断被邀请到雷山、凯里和贵阳制作传统苗族民居和家具，扩大了郎德上寨的苗族艺术文化的传播范围并造成深远的影响。

　　苗族歌舞艺术

　　(三)郎德上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机制

　　郎德上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动力固然与苗族的生态伦理观念有关，但其关键作用的是文物保护法的硬性规定和郎德特色的工分制。

　　一是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已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古建筑群的刚性保护，对违背文物保护法的做法，村民们会及时反映到国务院。这种越级上报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二是村委会和旅游小组两级管理机构和工分制管理制度在村寨文化保护和继承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已有的关于郎德上寨的文献大都认为工分制和社区参与是郎德上寨文化和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这只是看到了表象。从本质上讲，郎德上寨的工分制重在提供了一种管理和利益协调机制，从而调动了全体村民的积极性，引发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村寨文化保护与继承行动。正因如此，郎德上寨的旅游发展才能在村寨文化保护和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健康、持续进行。

　　三是来自苗族习惯法对本寨居民的约束，如有触犯则按照习惯法惩罚。如“4个120”惩罚法(即罚120斤肉、120斤酒、120斤米、120斤菜)。

　　苗族歌舞艺术

　　结语

　　在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顺应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将民族文化旅游作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手段，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和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其偶然性，但更多的是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良好互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民族村寨文化积极应对旅游城镇化冲击的一种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成功实践，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旅游城镇化的负面影响。郎德模式有效规避了旅游城镇化带来的城乡经济文化交流的单向性显著、旅游经济元素马太效应增强、乡村空心化发展等消极影响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造成的冲击，不仅化解了旅游城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存在的系列现实矛盾，还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周期性往返于乡村和城镇之间的候鸟生存方式、始终无法在文化和经济上真正融入城镇、无法享受旅游城镇化成果等问题，让村民在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寨中实现安居乐业，使民族文化保护与继承有了持续的物质生活保障，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文化保护模式的特色之路，也让郎德上寨的苗族村寨文化旅游永葆特色和魅力，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与继承也极富借鉴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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