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H·金远涉重洋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并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四千年农夫》的书。作者产生了疑问：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如何成功地保持了土壤的肥沃和健康，他们没有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投入，却养活了这么高密度的人口。

　　当高投入高产出的“石油经济”遭遇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美国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必须学习他们如何进行环境资源的保护，这是土地的根本。”而在100年后，中国的农业却步其后尘。如何挽回千年农耕文化中对环境友好的内涵？如何重回循环发展的可持续道路？记者请来业内专家支招。

　　中国须走生态高值农业之路

　　赵其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农业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研究组组长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对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农业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研究组组长赵其国提出，发展“生态高值农业”是应对未来农业巨大挑战、实现农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创新举措。

　　并非简单的“生态+高值”

　　“石油农业”为解决世界粮食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高投入高产出的“石油农业”已带来资源锐减与退化、环境污染、生态功能衰减、食品安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45%，并还在以每年33万公顷（约合500万亩）的速度减少。全国平均每年旱涝灾害造成1000万吨粮食损失；全国污灌面积已占总灌溉面积的7.3%；平均每公顷化肥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农药年使用量已达120万吨以上，其中约50%左右的农药将进入土壤与水体，污染农田面积已达900万公顷……

　　赵其国说，未来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在机遇层面，农产品市场的扩张、农业比较效益的提高、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善和农业科技的发展等，都将为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提供机遇。

　　但我国农业发展还面临五个巨大挑战：日益严峻的耕地、水资源和生态安全；小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间的矛盾；农业劳动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与就业；农业多功能需求的增长对中国粮食与农产品安全及水土等资源超载压力的威胁；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冲击和影响等。

　　基于此，“生态高值农业”的概念应运而生。赵其国说，“生态高值农业”是包括生态农业及环境与农产品高产、高质、高效及科技、市场、产业经济价值相结合的总概念，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他认为，“生态高值农业”必须是生态的，同时又是高值的，不过却不是简单的“生态+高值”。

　　“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体现生态与高值协调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人类审美观与价值观等因素会产生不同的‘生态高值农业’模式。”赵其国说，农业的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决定了“生态高值农业”的发展水平。

　　“生态高值农业”是充分应用现代及未来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以及新信息技术、新生物技术等的农业高新技术体系与生产模式，其宗旨是在确保生态环境友好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农业科技内涵和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实现农业产业的高值化，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产业化水平、竞争力和比较效益。

　　而且，“生态高值农业”以健康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兼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特性；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

　　不盲目效仿发达国家

　　世界上有两种最基本的生态农业类型。一种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态农业，即西方生态农业；另一种是以我国及印度为代表的替代农业。

　　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态农业直接针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着重考虑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及优良生态环境带来的伦理、道德上的可接受性，甚至宁愿采取一些限制经济发展的做法，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基本措施和战略选择。而以我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使用替代农业的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基础差，发展能力弱，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量与质的需求是当前农业的主要任务。

　　替代农业类型的国家在实践中并不排斥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等资源，运用系统工程学的方法，全面规划、合理组织农业生产，实现农业优质高效和持续发展，达到生态与经济两大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赵其国分析认为，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现代生态农业不能简单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理论，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依照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作为有机整体来统筹运作，既要体现我国农业发展的良好形象，又要将生态系统原理应用到农业中去，构成低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而“生态高值农业”的建设须构建农业的生态格局，其核心和关键是进行景观格局的规划、循环系统的设计和生物多样性关系的重建，把工业化农业所分割的、分散的、直线化的农业在系统和整体的意义上实现重组。

　　根据我国“生态高值农业”技术支撑与需求现状，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技术创新。

　　第一，无公害农产品种养殖技术。主要包括环境友好型肥料、生物性农药、病虫草害生物防治、可降解农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污染物处理技术等。

　　第二，农产品加工技术。进一步提升营养水平和商品化水平的高附加值加工技术及相应加工设备的研制。

　　第三，我国传统农业精华。充分挖掘和整合我国传统与常规农业中的经验及技术精华，整合合理轮作和间套复种、保护性耕作、病虫综合控制等技术，形成一整套生态化种养殖业技术。

　　第四，标准化生产体系。重点就生态化物料投入、生态化种养殖业、无公害产品加工、产品营销等过程的技术规程、标准等进行规范化研究，为我国“生态高值农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奠定基础。

　　第五，高新农业技术。目前主要表现为生物技术支持下的分子育种技术、全球卫星定位支持的精确农业技术、可降解塑料生产的农用薄膜、害虫的性引诱技术、新型纳米材料制作的控释肥生产、新型微生物制剂等。

　　在新形势下，“生态高值农业”的提出将丰富我国农业的转型战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化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体现。从全国来看，目前“生态高值农业”应主要集中在富有区域特色的清洁食品生产与加工、绿色环保产业、生态观光旅游、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肥料、可降解膜、生物农药产业化等方面。

　　激发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生命力

　　马文峰东方艾格农业分析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强调，家庭农场是农业中的“自然的”经济单位，应以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家庭农场将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号文件今年首次提出“家庭农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没有不以农户为主的。农业搞得再好也还是以农民家庭为主，只不过规模大小有差异。”东方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如是说。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农民通常在自有土地上经营，也有的以租入部分或全部土地经营。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较多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标志，我们一定会走上这条路。”马文峰认为，相比美国大农场，规模中等的家庭农场和我国基本农业制度相吻合，既可以安置大量农民，又能适度放大经营规模，加强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农业指导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坚持多年的“农业现代化”指导思想，转而提出“现代农业”这一更加符合生态文明的农业发展新思想。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到2020年要把农业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长期目标。2013年“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中央政府对农业政策调整的方向正是从化学农业阶段的反生态方式转变为体现多功能性的生态农业方式。”

　　家庭农场更易推广技术保证质量

　　马文峰认为，我国的蔬菜生产基地之所以滥用化学投入品，其根源是对产量的盲目追逐。“农民不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来提高产量和质量，而是一味的依赖化学投入品。”而家庭农场的出现能更有效地推广农业技术，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有利于政府监管。

　　“对化学投入品的滥用根源是出自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落后。”马文峰表示，我国农产品的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技术落后。“现在的大豆单产还没2002年高，水稻的单产水平也在倒退，2007、2008年才赶上了1998年的水平。尽管这些年国家的农业补贴给的多了，但农业生产技术没提高。为何全国粮食总产量在提升？因为我们把原来种大豆的土地拿来种玉米和水稻了。”

　　马文峰坦言，目前我国玉米、水稻单产水平均低于美国、日本等。“我国的玉米播种面积和美国差不多，但总产量不到其一半。小麦亩产位于世界前列，但每公顷的产量依旧比不过法国、德国。”种植手段不规范、种子品种不会挑，是农民普遍的弱项。“如果选择一二代的优良种子，产量肯定能提高20%-30%，农业收益大不同。”

　　若在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家庭农场，使农业由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转变，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以农业生产为职业，他们在确定种植品种、数量时更慎重，需要考虑市场行情。因此会探索更多农业新技术，选用更多的良种，才能不在市场‘大小年’时随波逐流。”

　　此外，家庭农场比一般的农户更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更易于政府监管。“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散户太多，难以监管。”马文峰表示，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农户在分散种植，相关政府部门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不要说全程监控生产，就连最后一步的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也难以全覆盖，留下了一个个的漏洞。而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效应让监管更为方便，对农户的约束也更大。

　　事实上，很多家庭农场更有生态环保的理念，实行“社区支持农业”的CSA农场就是家庭农场的模型，只是在种植、养殖过程中更有可循环发展的理念。在美国，自从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CSA农场后，据说如今已有约5000多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约覆盖30万家庭，影响人群近百万，“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可。而在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地区，郊区除了种养大户的农场，这类以蔬果为主要产品的家庭农场也在蓬勃发展。

　　土地流转成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瓶颈

　　家庭农场是2012年前后才兴起的新型土地规模经营主体，一直以地方实践为主。尽管具备较强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但由于缺少资金，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长期性投入能力不足，加上土地流转不规范引发的隐忧，使家庭农场主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马文峰指出，引导规范的土地流转才能加快家庭农场建设。

　　“目前的农户承包地极其细碎，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最大的困难就是租到成方成片的耕地，并确保租期较长、相对稳定。但由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农民的惜地意识，许多农户不愿长期出租土地，致使家庭农场难以稳定地保持足够的土地经营规模。”对此，他建议首先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引入事前准入审核、事中监督管理诸机制，规范土地流转过程，保护流转双方的权益。

　　“国家主管部门可以下发土地流转规范合同书，引导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防止口头契约。在土地流转前，要引入事前准入审核，防止非农户经营主体假借家庭农场的名字大规模租赁农地，注册登记后套取项目资金。随后要建立注册登记制度，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逐步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

　　同时，他还建议给农民发放退休金，让年老的农民离开土地，推动土地流转。“城乡间的一大差异就在于社会保障。为何上年纪的农民还占住土地不肯放，因为耕地就是他的生活来源。如果农村老年人能和城市居民一样，有退休机制退休工资，生活得到保障，那么就能有一大批土地流转出来，从而稳定流转规模，让更多有志从事农业的家庭农场主放心地投入生产经营中。”

　　事实上，无论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推动土地流转，保证农民收入，加大监督力度，最终导向的都是国家正在推行的家庭农场，只有当散户们集合成为规模化农场，才有可能倒逼农户坚持农耕道德，以免付出惨痛代价。

　　而在中国，农业化学化不过短短三四十年，而我国却有着6000多年的传统生态农业经验、生产技术和模式的累积，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须具备各项物质资源，只要选择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坚持农耕道德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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