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经济规模

　　从规模来说，生态农业建设可以是以户、村、乡和县为发展单位。一直以来，中国的生态建设多集中于户、村的层次发展，例如，由小型的桑基鱼塘到大型的生态农场，都是强调个别的农户或乡村在这些系统上担当的角色。无可否认，任何生态建设最终都是在户的层次去推动。因此，若没有农户的支持，任何生态建设都不可能成功。但是，农户式的生态农业建设很难达到经济规模，例如：若要一个约10m3的沼气发生桶正常运作，所需的有机物投入量实非单一的个别农户可供应。因此，为每个农户建设自己的生物气发生桶是不实际的。相反，按农民的数目去建设生物气发生桶才是有效地运用资源的方法。

　　以村、乡为主体的生态农业建设虽较农户式生态农业建设为佳，因为在村的范围内，决策者可以对土地利用作出规划，也可以对某些资源作出优化分配。例如：在山坡地上，将顶部划定为森林区和草地区，山腰栽种果树，山脚则划定梯田种植作物。然而，因为规划地区的范围始终有限，容易造成土地割裂的问题。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优质土地的数目往往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部分农民分配得一些较劣的土地，只得无奈地接受。此外，村、乡式的生态农业建设也难经得起较大的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相对比较脆弱。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国生态农业建设应该由户、村的层次向县的层次发展。

　　“县”是中国行政系统的最基层单位，它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和经济的自主权。从行政的角度，它有权运用政策等措施，借着调动自己拥有的财力和资源，发挥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调控能力，达到经济规模和危机分担等功能。从规划的角度，县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特点的自然群体，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能就农民的需要，设计优化的土地利用形式，也能定出合理的人均耕地面积，有效统筹农村的劳动人口。从生态的观点出发，只有在一定大的区域范围内，其生态系统才能发挥出稳定的功能和效益。所以，以县为单位加速生态农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题二：农民接受程度

　　生态农业建设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本身设计的优劣外，农民的接受程度亦是关键所在。长久以来，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一直是如何在短期内解决温饱和改善生活。因此，农民是否愿意接受生态农业建设，往往是从短期的经济效益出发，看看能否即时为他们增加收入。无可否认，没有经济效益的生态农业建设肯定是失败的，因为经济效益是一切社会建设的原动力。然而，经济效益建立于一定的环境和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单一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忽略环境，虽然在短期内收入可能会增长，但当环境和生态条件恶化后，经济效益亦不可避免地大倒退。例如，因为短期的回报率高，农民大多愿意种植经济作物；但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土壤（特别是表土）的养分会快速消失，容易导致肥力退化、土质变坏等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最后损失的还是农民自己。相反来说，若经营者能多注重环境和生态的效益，虽然在短期内经济效益较低，但随着环境和生态条件得到改善，环境的效益便能转化成经济效益，不但总体经济效益会大大提高，经济的动力亦得以维持并持续发展下去。例如，种植树木，虽然短期内直接经济价值低，但却能够有效改善土质，增加肥力，减少水土流失，保证农产品能维持稳定的产量。在具体规划上，作物的结构和布局必须合理，要兼顾到长期效益项目和短期效益项目的配合问题，做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为解决温饱问题当然要优先考虑发展一些有即时效果的项目，但在实施这些项目的同时，应以不损害现有环境为底线原则，并积极安排具有中、长期效益的项目，实行优化的土地利用，为农村持续发展打下稳固基础。

　　然而，中国农民的教育水平低，并不容易改变他们既有的观念和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环境退化等问题。因此，教育工作便显得格外重要。藉着教育，令农民放弃短视的眼光，让他们懂得运用一些合乎生态环境的耕作方式，以使长期效益得以确保。建立示范区是一有效的方法。通过示范区可以使农民直接看到新系统对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潜力。此外，政府增加投入的资源或补贴，也有助农民支持一些具长期效益的项目。当这些项目成熟的时候，长期效益出来了，农民定会大力支持这些项目并贯彻下去。

　　问题三：市场

　　改革开放后，中国由全面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的好处是能让农民自由地生产具有市场价值的产物，从而有效地增加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然而，产品能否在市场上立足，取决于生产者对市场的了解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现今中国生态农业建设要在市场经济中茁壮成长，仍存在很多困难。首先，中国农民对市场经济缺乏认识。他们决定生产那种作物，往往是根据去年产物价值的情况，选择其中价格好者来生产。然而，他们没有市场的观念，并不了解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去年价值好者，今年却有可能因为供和求的变化而产生价格的波动。更严重者，他们都抱着同一想法去生产，一窝蜂去生产单一作物。这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单一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所以生产单一作物远较生产多种作物的风险为高。其次，即或丰收，作物的价格也可能会因为供应量大增而下降。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山楂价格高，每公斤达3.8～4.0元，于是各地大力发展种植山楂，有些地方甚至无限制地扩大山楂林面积。90年代，山楂树进入丰果期，山楂产量大增。因为供过于求，结果价格暴跌，每公斤仅0.4～0.5元，山楂农损失惨重。因此，农业发展应根据地域分工的原则，让产品多样化，分散市场风险，为农产品寻找好的出路。

　　其次，中国大部分的农产品都缺乏市场竞争力。因为生产技术落后，难以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品质检定又没有保证，没法建立自己的品牌；自然难以为农民赚取可观的利益。其实，产物的质和量可借着科研和品种改良等方法而提升，但在这方面中国的投入一直很少，以致产物的质和量均难以突破。每年中国投入农业的科研少于国民总产值的0.5%，而其他先进国家可达5%或以上。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和建立品牌可以说是高产值农业的两大支柱，中国在这两方面宜多努力。

　　问题四：资金

　　资金短缺是中国生态农业建设的另一大困难。现今，很多生态农业建设仍然处于建设的初期，财政未能独立，只有依赖国家补贴来支持。可是，国家现时的整体经济实力仍弱，补贴有限，以致很多生态农业建设未能全面地展开，部分项目迟迟未能付于实行。这样便形成恶性循环，生态农业建设一天未能独立运作，国家便要不断给予补贴。无可否认，单靠国家补贴来完成生态农业建设似乎是不可能，而长期的补贴为国家构成负累，也不是件好事。解决的方法不外有二：节流和开源。有关资金的开源节流问题，外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已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供借鉴参考。

　　节流方面，首先是要避免“假、大、空”的项目，防止资源的浪费，例如：为塑造“高产卫星”而不顾现实环境制约的个案，在过去时有出现，生态农业建设应以此为戒。其次，是要设计出资源的优化分配方案，把该用到农业的资金确保及时到位，选准投向，让资源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至于开源方面，有几个可行的方法。其一是借着发展乡镇企业，扩大收入渠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使农村集体经济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回馈用于

　　农业；其二是引进其他产业与生态农业互相结合，例如：发展手工艺加工业，让部分农产品有市场出口，赚取资金；又例如：发展生态旅游，借着旅游的收益保护生态环境，让生态农业能在一定的生态基础和水平上发展；其三，是建立较完善的融资系统，让农业建设项目能透过银行发行股票、债券或以发展基金的形式筹集资金，通过制定条例和规定，激活资金流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问题五：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因为生态农业建设最主要的目的是达到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所以生态农业建设的发展方向也必需共同考虑经济、环境和社会3个方面。从经济上来说，生态农业建设作为一种社会投资，它的长期总回报必须大于总成本。没有足够的长期回报，便是亏本的生意，是没有持续性的。投资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有效控制成本和赚取回报，其窍门是要精确计算和预计建设的成本与回报。然而，中国现今却缺乏一个健全的会计系统，将有形与无形、财政性与非财政性的成本与回报计算出来。现在中国的会计系统只能计算一些有形、财政性的项目，无形的环境成本并没有计算在内，以致真正的成本与回报的比例未能如实反映。不健全的会计系统不但不能帮助有关部门了解问题核心的所在，更容易被利用为文过饰非的工具，令问题持续、甚至恶化下去。

　　从生态角度来说，生态农业建设必须令生态环境更适于人民居住。狭义的生态环境，指自然的生态环境；广义的生态环境，亦包括人文的生态环境。人在生态环境中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要满足不同人、在不同时间的需要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当中国农村社会十分贫困，人民要求的只是简单的温饱问题，环境的生产力便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但随着人民生活改善、衣食无忧的时候，人民所要求的可能便是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这时候，环境的质量便最重要了。所以，生态农业建设必须具有弹性，即能满足不同人、在不同时间的需要。

　　从社会方面来说，生态农业建设必须推动社会发展。现在中国农村仍然落后，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就业、教育、生产力低等等。建设生态农业可以说是一个契机，在引入新的生产系统的同时，缔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以就业为例，因为农村人口不断增加，但生产条件未改善前，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只得涌向城市。这不但是一种浪费，也给城市造成很大的压力。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最好的方法是就地安排，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建设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解决

　　方法。此外，现在一般的农业劳动大多是强体力劳动，劳动环境比较恶劣，老人和妇女等不能发挥作用。生态农业建设如能提供一个较好的劳动环境，让老人和妇女也可以投入生产，农村的劳动力便能进一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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